戲劇的存在與時間：香港編劇談論劇場與社會的距離

戲劇是種古老的藝術形式，同時也是現代社會賴以為生的隱喻、現代人確立生活意義的參照。從劇場性的角度看，戲劇不但已深植在現當代不同的藝術形式當中，更是已在所謂「後真相時代」的微觀及宏觀政治中扮演著至關重要的角色——無論是為當權者賦予情感認受性的儀式，還是被視為抗爭利器的政治宣傳，不同充滿劇場性的表演，都能夠因應當下的社會及文化環境，與各式意義下的「觀眾」進行互動，透過對情感的動員開拓種種社會關係以及隨之衍生出來的社會身分。

然而，不少香港劇場工作者不甘於將劇場視為一種複製、鞏固意識形態的政治工具而是希望可以藉著援引戲劇自古以來與現實糾纏不清的辯證關係，嘗試打開一道缺囗，介入社會再生產的過程，從廣義上改變歷史的進程。是的，戲劇表演本身作為一件在社會上存在著的「事件」，從來都不應該被單純視為稍縱即逝、只存在於抽象記憶中的往事，而是從來都是與它的現實呈現一種共生關係。於是，「現場」、「獨一無二」這些幾乎已成了老生常談但從來都是戲劇表演引以為傲的特質，便不應被視為是令戲劇從歷史的沉重中解脫出來的手段，而是緊扣及追蹤社會脈搏的座標，帶領我們憑藉劇場各種駁雜紛陳的放射力量穿越、重塑現實。

不論個人立場、背景如何，對大部分香港人來說，二○一九年相信都是非常難忘的一年。自二○一九年中開始的反修例運動，到二○二○年中彷彿為一連串近乎即興演奏的雜音劃上休止符的國安法立法，似乎已經到了潮水漸退的時刻，但在充滿嶙峋怪石的海岸線中，我們似乎比任何時刻都更能察見香港社會那些或美麗或醜陋的輪廓。在這個歷史時刻，香港劇場工作者對於自身在香港社會的定位及未來有甚麼看法？與四位香港劇場界編劇的一次訪談，或許可以在紛亂的時局中為大家帶來一點香港劇場丶以至社會何去何從的啟示。